致力追求真实的科学新闻 台湾科技媒体中心执行长陈玺尹专访

不论是什麽领域,从国际公共卫生议题,如Omicron变种病毒突变出传染力更强的亚型:BA.2;或远方北极海有塑胶微粒聚集;还是和台湾本身有关的开放日本福岛地区食品进口政策,在许多科学议题发生时,都可以看到「台湾科技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SMC)快速地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出新闻稿。SMC执行长陈玺尹强调,在各样科学领域提供准确的最新消息,是SMC追求的目标。

让SMC成为专家与大众媒体间的桥梁

「SMC的定位不是科普媒体。」陈玺尹解释,科普媒体的角色在於将艰深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脉络完整、平易近人的文字或图表,并介绍给民众。只是,对科学有兴趣的群众毕竟属相对少数,多数民众最常接触的还是大众媒体。
然而,在国内大众媒体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当某个科学议题发生时,媒体通常会去访问民众、相关人士看法;但在专题节目中,即使本身研究主题与该起事件议题天差地远,却常能看见同一位来宾,讲解着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陈玺尹提醒,即使是同一门学科,例如生物,只要研究对象从病毒变成神经,就等於跨到全新的领域。若媒体想传递正确的内容,就一定要找该领域的专家才行。
其实不只是台湾,国外媒体在报导时也会大幅渲染。像是在2000年英国出现狂牛症时,记者就曾追着业者、名嘴、各级官员寻求「专业意见」,并放送各种未经科学实证的谣言。陈玺尹指出,有监於当时媒体纷乱的状况,在英国皇家科学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主任、牛津大学知名神经科学家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科学部长森宝利(David Sainsbury)的号召,与科学家、资深媒体编辑和记者们的响应下,英国成立了SMC,目标就是希望能建立起科学界与媒体中心顺畅的沟通管道,让民众能得到正确的科学资讯。
其实在澳洲、纽西兰等国家,也都有SMC的系统组织,而台湾SMC则是到2017年才在科技部计画的支持之下成立。原本设定的目标是连结科学家、大众、媒体,後来则选择专注在让科学家愿意接受采访,并让记者传递专家的意见给民众。
「一开始在媒体茶叙时,会有记者询问是否可以直接取得专家联络资料。我们的回答是『不行』。」陈玺尹提到,SMC会详细研究每位专家的专长领域,但媒体可能不会有时间能了解其中细节。更重要的是,有些专家不习惯直接面对媒体,因此透过SMC居中联系、把关,才能够逐渐建立信任关系,让专家能放心地现身解释谬误。

以专家「即时回应」取代良莠不齐的编译新闻

媒体业追求即时讯息,但每当国内外有新的科学发现时,阅读论文期刊的艰深内容、向专家提出关键问题,再将知识转变成大众能接受的文字,对於记者来说非常耗时、耗力。迫於时间压力,业界做法都是直接编译其他报社的新闻。
曾经编辑过科普书籍的陈玺尹无奈表示,科普书市场小,编辑需要同时编辑其他类书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媒体业,记者有医药线、环境线,却没有专门负责科学新闻的职位。当科学新闻长期不被重视,媒体自然也就忽略科学新闻的品质。
因此,取得专家对於某项议题的专业「即时回应」,是SMC的一大工作重点。不论是国外新发现或是本土议题,像是公投、全台大停电等,SMC会在事件发生当下就去寻找该领域相关的专家学者,快速撰写简短精确的回应,厘清事件来龙去脉或是澄清议题核心以供记者参考。
「我们希望抢在科学议题发酵成政治议题前,先发出即时回应,可惜通常是来不及的。」陈玺尹指出,通常在议题白热化之後,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就不被媒体与大众所关注。像是藻礁、莱猪等公投案,阅听众的想法更容易被政治立场左右,即使记者访问了专家,也无法避免将自己主观的想法写入文章脉络中。

用记者会与新闻稿,掌握知识的主动性

「但在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专业的意见与解说了。」陈玺尹强调,为了扭转被动的局势,SMC决定主动出击。在议题发生时尽快找到专家,并举办记者会、发布新闻稿,主动透过记者会给予记者需要的正确资讯。像变种病毒Omicron出现的时候,SMC就找到林口长庚纪念医院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举办两场记者会来解说她根据科学证据,而对Omicron的理解。
虽然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力更加惊人,但经由专家以病毒演化的逻辑来解释,说明病毒变种是为了存活,不希望宿主快速、大量地死亡,因此病毒会慢慢演化成高传染力、低致死率的种类,是较为合理的推论。目前主流的高传染力Omicron病毒株,其实也就只是新冠肺炎病毒诸多变种的其中之一而已,不应该妖魔化、夸大称Omicron为「魔王变种」。
陈玺尹也发现,媒体在记者会後能以较为中性的角度报导Omicron,并且在新闻中澄清「不该称Omicron为大魔王」。她认为,其实媒体不是故意要唯恐天下不乱,因为记者自己也担心会理解错误。只要有人能给予媒体正确的知识,他们就可以产出有品质、正确的新闻内容。
而SMC网站上另一种篇幅较长的文章形式:科学文章,其实是意外的产物。陈玺尹提到,一开始SMC在寻求约莫300多字的回应或评论时,有时候会找到一些相当热心的科学家,他们很用心地整理了事件前提、脉络、结论等,撰写出2、3000字左右的完整文章,这也就成了网站的另一类参考资源,後来更成为能完整叙述脉络的一种形式。

产制科学新闻的难题:实话不好实说?

经过几次SMC的记者会後,专家发现他们能主动,且在被好好理解的情况下提供科学知识,於是原本对於媒体充满不信任感的他们,也开始更常出面、协助厘清问题重点。然而,有些领域的学者,依然不太愿意现身说法。
根据陈玺尹的观察,这些领域学者可能因为与产业、政府机关有比较密切的合作,即使知道详情却碍於现实难以言明。另外一种,则是属於学术界陈年的结构问题,由於该领域存在着年资、权威等不对称关系,即使是个中好手也容易受限於资历而不方便发言,只能推荐由更资深的教授来解答。
不过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这类新兴学科就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彼此都是近期投入研究,对於任何研究结果与期待都能畅所欲言。「至於某些基础科学的专家,因为台湾很少人在研究,合适人选真的难找。」陈玺尹无奈地说。

良好的新闻环境,有赖阅听众支持

20年前英国SMC刚成立的时候,有皇家科学院的顶尖科学家、大报总编与各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其他国家的SMC就不一定有这麽好的发展条件。美国因为本身有诸多强健的报社体系,记者不需要用到SMC提供的科学新闻服务,因此美国SMC逐渐转型;日本SMC则是因为专家不愿发言,而在三年计画结束後组织即解散。
自2017年成立以来,台湾SMC的四年计画已经结束,目前是依赖科技部一年计画支持。陈玺尹指出,台湾SMC经过几年的累积,终於让专家学者愿意出来提供正确的科学知识,若是因为经费来源问题,导致改变媒体科学新闻品质的行动功亏一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需要找到资金来源。「我们期待以募款的方式,用多元资金来支持SMC的独立性,若是仅仰赖独资或是少数资金来源,单位就很难维持中立的角色。」陈玺尹强调。台湾SMC搭起科学家与媒体的桥梁,致力於矫正科学传播中的伪科学,彰显求准不求快的新闻价值。但想改变台湾媒体无法凭一单位之力,也需要广大阅听众改变阅听习惯,以及对SMC理念的实际支持,才有可能让理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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