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 AZ 疫苗开发幕後:临床试验发表过程——《疫苗先锋》

  • 作者/莎拉.吉尔伯特、凯萨琳.格林
  • 译者/廖建容、郭贞伶

在我的下半辈子,我相信人们会一再问我,当我听到疫苗临床试验结果的那一刻到底有什麽感觉。答案是,我当时没有任何强烈的情绪。当然,疫苗证明有效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我有点意外,结果竟然如此复杂;一群学者做出来的结果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三个数字。另外,我也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麽事而感到忧虑。最後,由於我不能跟任何人讨论试验结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机会和我说话之前上床睡觉。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星期六。临床试验由我的同事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主持。早上他打电话告诉我,数据的分析结果会在周末出炉。我们和全世界的人一样,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好几个星期。2020 年 1 月,我们只花几天的时间,就将疫苗设计出来(那时,我们是为了预防万一而设计疫苗)。後来,当我们发现疫苗的需求愈来愈明确,就以破纪录的速度,在六十五天内制造出第一批疫苗。在病毒横扫全球的过程中,我们在四大洲寻找志愿者进行人体试验,并且生产数百万剂疫苗。

我在 2 月的时候去找波拉德,邀请他担任临床试验主持人。我的工作领域是早期的疫苗开发,而波拉德曾经负责几个非常大型的疫苗试验计画,对於疫苗的相关政策(也就是疫苗如何使用在现实世界中)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在当时,波拉德并不知道自己会面对如此惊人的工作量。

我们知道这个疫苗很安全,而且在当时就确信它是有效的,但我们还没有数据可以支持这个看法。我们从数千名志愿者取得数万个数据点,并加以分析,以便得知我们的疫苗对於新冠肺炎有没有保护力,以及保护力有多大。结果若超过 50%,就视为成功。

一旦分析结果出炉,我们就要开始通知所有的重要人物,并将结果填入我们早已准备好的新闻稿,波拉德认为大概会在星期日。他要我「晚上喝杯红酒,好好睡一觉」,等待通知。

我预见自己在下星期会非常忙碌,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为了应付新闻发布的场合,我还从网路商店订购了几件新衬衫。试穿之後,发现其中一件衬衫非常不适合我,必须退货。退货其实并不急,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去完成一件事(不论有多小),对我的心理健康有益。退货收货点在一英里外的报刊贩售店,在凉爽的 11 月天散个步应该很好。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圣诞节灯饰,现在才 11 月 21 日耶!经过了如此惊涛骇浪的一年,人们似乎想早点把灯饰拿出来,振奋一下心情。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刚上学的那几年,圣诞节的准备工作从 10 月底开始,他们为了准备圣诞话剧,必须在学校待得很晚,然後满嘴聊的都是圣诞节话题,直到学期结束,放假在家,一方面觉得很累,一方面又觉得很无聊,不知道要做什麽,而那时圣诞节还没到呢!今年,提早装饰的圣诞树似乎在提醒我们,年底快要到了,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疫苗有没有效。

充满压力的疫苗开发工作

我继续忙着做各种小事。我不能告诉家人发生了什麽事。他们从去年开始习惯,就算我的工作不顺利,我也不会说什麽。他们知道,我们的团队在过去两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两万四千名试验志愿者的血液样本陆续送到实验室,等着处理。

有一批从巴西来的样本,本来应该在星期二下午六点半送到,但晚上九点半才抵达。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忙着检查、解冻、分类、贴标、重新包装与寄送,一直忙到星期三清晨。後来我不得不下令,和血液样本无关的工作人员全都回家去,因为确诊人数不断上升,实验室的人数限制再次出现严格规定。

到了星期五,我们的冷冻储存空间告急,於是我那天下午跑到其他大楼,求同事把可上锁的冷冻库借我们用。星期六早上,我一个人安静的待在办公室,把标签插进试管里,为下一批从南非来的样本做准备。许多人在那个星期都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以为我不和他们互动也是出於同样的原因。

星期六晚上,我试着看书,但後来睡着了,直到手机的讯息提示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要我和他开视讯谈谈。这个情况有点异常。我以为他隔天早上才会和我联络,我也以为他只会告诉我一个数字,说疫苗的效力是 x%。我回讯息给他:我们不能用电话谈就好吗?回覆是:不行,他需要让我看几张投影片。

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脏跳得很快。时间为什麽提早了一天?为什麽需要看投影片?

我把笔电准备就绪之後,波拉德开始向我说明投影片的内容。他冷静快速的说出重点。整体效力是 70%。这个数字没有辉瑞(Pfizer)或是莫德纳(Moderna)在 11 月稍早公布的 90%、95% 那麽高,不过,我们的结果还是高於疫苗效力的低标 50%,也高於一些评论员在几个星期前警告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30%。总之,我们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况并没有那麽简单。

我们在临床试验采用了不同的剂量。分析结果显示,整体效力是 70%,但有趣的是,有一群志愿者接种第一剂疫苗时先使用标准剂量一半的剂量,第二剂才使用标准剂量,这组的效力是 90%,而两剂都采用标准剂量的那组,效力是 62%。

一般来说,科学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数字时,通常会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是统计上的误差。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之後,发现情况并非偶然。由於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须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开盘之前,将试验结果透过新闻稿公诸於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学统计学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们得到了两个独立分析的数据。

准备新闻稿和媒体访谈

那个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和各个群组的同事透过 Zoom 会议讨论分析工作和媒体计画,偶尔到实验室露个脸,看看一切是否顺利。但我不能和他们久聊,因为我不能让实验室的人知道,我已经知道分析结果,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效力数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收到通知,他们很可能要透过新闻才能得知结果。我为了找点事做,走路到商店去买水果给实验室团队,毕竟他们已经吃了好几天的披萨和蛋糕。

新闻稿需要由我做最後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点,新闻稿还没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觉,但睡得很不安稳,凌晨三点就醒了。醒来时,我发现新闻稿已经寄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我发出核准新闻稿的通知,然後试着再睡一会儿。新闻稿会在早上七点发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体进行访谈。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点三十分出门,我知道自行车道没有路灯,而且路上的水坑会结冰,於是放弃骑自行车的念头。我把汽车表面的冰刮掉,开车上路。到了办公大楼中庭,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人在清洁环境,他们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点作用也没有。我委婉的提醒他们,口罩要盖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办公室里,觉得今年进这个办公室的次数好像超过了一百万。我开启电脑,点击媒体团队的工作表格连结,想知道第一个和我进行访谈的记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开,点击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只能放弃。我拿了梳子和化妆包到洗手间,结果发现我的左脸颊有一个被虫子咬的红肿叮痕。

约莫七点四十五分,当兰贝(Teresa Lambe)进到我的办公室时,我开始觉得有点想哭。兰贝教授是免疫学家,不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设计疫苗,从此和我一样卖命工作一直到现在。她看到我的模样,以为我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绪激动。於是她再三安慰我,有这种情绪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诉她,我只是觉得很沮丧。我睡眠不足,接下来又要面对一整天的媒体访问。

後来我发现,第一通视讯电话八点三十分才开始,我根本不必那麽早出门,根本不需要趴在挡风玻璃上把冰霜刮掉,连早餐都没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发挥作用之後,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来,我严阵以待,迎接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视讯电话,他在今年曾经来为我们团队加油打气。然後是一场线上新闻发布会,大多数的记者都想了解一半剂量/标准剂量模式的事(但我们在不到四十八小时之前才得到结果,其实也不完全了解情况)。接下来是在地下室的研讨室,与好几组新闻采访团队进行面对面访谈,然後是一连串的电话访问。

访问我的第二位记者问我,我有多厌烦媒体,而我说,「挺厌烦的」。他说他很同情我,因为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在正职之外抽空应付媒体,感到厌烦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实上,新冠肺炎疫苗并不在我的正职范围之内,它是额外的工作,我的正职是为另外五种疾病研发疫苗,但我也懒得向他解释了。

到了下午,有人探头进我的办公室,提议买香槟让大楼里的团队成员一同庆祝。我累坏了,很想改天再庆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须维持社交距离,也很渴望开香槟庆祝。他们的计画是,每个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视讯电话一同祝酒。於是,下午五点左右,我在咖啡杯里倒了一点点香槟(因为玻璃杯不够用),啜饮几口之後,我开始放松下来。我短暂的享受了彷佛周末般的松懈感觉,然後突然意识到今天才星期一。过去几个月就像是无止境的周间,周末一直没有来临。

有几位记者问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觉是什麽。我向他们坦承,还没告诉家人,只是在早上七点用 WhatsApp 传了一则讯息,写着「新闻发布日」。回到家时,全家人过来拥抱我,然後把我带到厨房,原来他们为我准备了庆祝大餐。我们一起吃饭,举杯庆祝。最後,我终於可以去睡觉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锋:新冠疫苗的科学战》,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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