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Theranos案看临床血液检测与新创公司文化

今(2022)年1月4日对许多矽谷的生技新创公司与生技人来说是个五味杂陈的日子。之前红极一时的临床检测新创公司Theranos创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被加州陪审团宣告有罪。罪名包括1项共谋(conspiracy)诈骗投资者与3项电讯诈骗罪(wire fraud)。霍姆斯可能面临最多20年徒刑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法官将在9月宣判处分。
Theranos由霍姆斯於2003年创办,宣称发展出的检测仪器只需要一滴血液,就可以精准得到临床检验结果,包括感染疾病与癌症标记等,不但速度比一般检测要快、检测性能也较佳。由於霍姆斯大力宣传公司的营收潜力,加上她的个人魅力──史丹佛大学中辍,总是穿着黑色高领──让人不禁联想到苹果创办人贾伯斯(Steve Jobs),Theranos迅速累积投资基金。霍姆斯也在2015年被富比士杂志列为最年轻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并被《时代》(Time)杂志列入年度250位风云人物。
然而Theranos的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崛起的同时,对该公司与技术的怀疑声音也逐渐出现。Theranos的技术不仅缺乏学术研究支持,自2015年底《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陆续刊出一系列报导更指出Theranos技术与内部管理的弊病。於2016年Theranos开始收到管理当局警告信,接着其他的大型公司也纷纷与之结束合作关系。最後,霍姆斯与公司共同创办人巴尔瓦尼(Ramesh Balwani)并於2018年3月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

临床血液检测产业的特性与未来

Theranos的窜起与殒落,对临床血液检测产业有什麽样的影响呢?其实早在Theranos之前,市面上就已经有许多「即时检测」(point of care)仪器。与传统临床检验仪器相比,这些仪器的优点为体积小,可以放在桌上;速度快,从采样到结果花费1∼2小时;需要样本量少,用毛细管采样即可,而非传统数毫升的血液采集管。然而体积小的代价则是,由於仪器光学设计上的限制,即时检测的效果,例如检测极限(limit of detection)、特异性(specificity)等,通常逊於传统临床检验仪器。这也是为什麽Theranos曾经红极一时的原因,因为对即时检测仪器来说,若是真的能够超越以往的科技与效果限制,绝对是突破性的发展。
Theranos的结果再度证实,即时检测要达到梦想中能完全取代传统临床检测的性能,还有一段距离。然而由於血液检验长期的发展,市场已经有相当成熟度,虽然无法完全取代传统临床检测,但即时检测已经被广泛使用於诊所、药局、小型医院或是缺乏大型医院的偏远地区。即时检测仪器开发厂商也不断的改进系统,并且加入更多的检测项目。不过,相对於即时检测,传统临床检测仍有着高通量的优势,因此依然被广泛使用於病人样本集中的检测站,例如医院检测实验室、或是商业化检测公司。
除了即时检测以及传统临床检测之外,另一个持续改进的技术则是液相层析法-质谱联用检测(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相较於即时与传统检测常使用的抗体侦测法,液相层析法-质谱联用则是使用化学与物理方式将检测物质分离并侦测,应用相当广泛,其检测误差也较抗体检测法来得小。然而仪器体积庞大、操作困难、仪器价格昂贵,使得其临床检验应用相对困难。近年来厂商逐渐开发出体积较小、操作简单,并且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证的临床液相层析法-质谱联用仪器,也大大扩展了将传统检测转为液相层析法-质谱联用的可能性。
整体来说,全球血液检验市场的市值於今年约27亿美金,其中大部分为核酸检测以及抗体检测,即时检测只占了大约十分之一,Theranos更仅仅只是全球众多即时检测公司其中之一而已。

良莠不齐的检验开发,加紧管理势在必行

临床血液检验历史悠久、技术成熟,Theranos事件对市场本身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然而长久以来对实验室开发检测方法(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的争议倒是随着Theranos案情升温而被再度浮上台面。
长期以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本着促进检验方法创新与开发的本意,并不对实验室开发检验方法进行太过严格的控管。而然另一方面,许多临床检验工作者却对实验室开发检测方法的松散管理感到忧心忡忡。包括Theranos,越来越多公司将实验室开发检测方法视为避过食品药物管理局严格审核、将产品快速上市的捷径。缺乏足够研究与数据,造成市面上充斥良莠不齐的临床检验产品,有些不但无法提供正确检验结果,有时更对疾病诊断、病人身心灵造成极大影响。有监於此,美国国会打算推出「美国实验室法案2021验证创新检验」(Verified Innovative Testing in American Laboratories Act of 2021, VITAL),将实验室开发检测方法从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计画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辖下转移由美国食品药物局管理。

(123RF)

虽然包括大多临床检验工作者、大型制药与临床检测公司都对VITAL法案表示支持。也有反对者指出,有监於临床研究通常耗时数年,花费上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要求所有实验室开发检测提供临床数据,将大大延後产品上市时间并提高医疗成本。後来爆发了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食品药物管理局所属的美国卫生与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虽然於去(2021)年决定实验室开发不须提交食品药物管理局审理,以便加速COVID-19检测开发,却在短短一年後又取消了此规定。长远来看,由於实验室开发检验不但数量与种类增多、检验方法也趋复杂,政府加紧管理是势在必行。

Theranos案对矽谷新创文化的刺激与反思

关於Theranos案的另一个讨论,则是围绕在矽谷的新创公司文化。美国加州矽谷长久以来做为科技创新的先锋,在技术开发、基金投资、智财保护、新创育成上,都处处占有全球优势。这样的环境,固然造就了许多国际知名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却出现某些新创公司为了追逐成功而不择手段。
Theranos案反应出的企业文化问题可以分两点来看:第一,新创投资除了技术可行性,更多是注重领导者与投资者的个人魅力与背景关系。Theranos案受到媒体关注的原因之一为创办人霍姆斯的个人魅力,以及公司投资人中不乏知名公众人物,例如前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前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James Mattis)等。这些投资人虽然对公司提供背书作用,大大提高创办人与公司本身的可信度,然而这些投资人都不是生物技术专家,事後也证明他们对Theranos的技术与创办人诈骗行为一无所知。
第二,矽谷鼓励挑战风险的文化。矽谷创新的口号包括「首先打破一切原则」 (first, break all the rules)或是「假装直到变成真的」(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这样的思维鼓励创新者忽略既有的程序、在假设上进行创新,此文化固然帮助激荡出许多新颖的商业机会,却也同时暗示真正的赢家不需要循规蹈矩。然而,现实与梦想总有区隔,新创公司再如何想忽略现有体制,还是得在不触法的前提之下。
Theranos案对矽谷疯狂追寻价值上十亿美元新创「独角兽」(unicorn)的投资人来说,算是一记警钟。虽然投资人对临床检验的热诚未减,但是已经比以往更加小心。毕竟新创公司,特别是临床检验公司若心存侥幸,无法证实技术可靠度却想走审核捷径,最终将因侵害病人与投资人权益,而面临管理当局以及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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