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人格,朝向我们的自由意志──百年追求,连温卿与史明的人性追寻之路

众神说,人应试探一切,应为得到滋养强壮而感激一切,并理解他有启程八方的自由。—Hölderlin,〈生命的过程〉

一、梦的起点

蒋渭水曾说,台湾人的运动是要追求「台湾人的人格」的运动。这句话应该是对百年来台湾人追求自主独立的运动最适切的哲学诠释,因为它点出了台湾人持续不懈追求民主自决,其最终目标无非就是想要活得像一个人。

 

什麽叫「活得像一个人」?这句话意味着我们不只是做为一个生物上的人而活着,而是要超越纯生物层次,做一个有自由意志,不受外部宰制,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体。这种自我决定、自律的个人,其自身就是目的,而非成就他人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因此是一种道德的主体。

 

相反的,没有自由意志,完全受他人或外部力量决定(例如外来的殖民统治或独裁统治),并且只能作为成就他人的工具而存在的(如殖民地或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在道德上就「活得不像一个人」,只是一个「物件」(Sache),或者受生物慾望驱动的自然人而已。他们只是被支配的客体,而非自我决定的主体。

 

人作为自决的道德主体,是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一百年前的台湾民族运动者对「人格」的追求正是一种道德现代性的追求,他们期望台湾人成为符合现代道德尺度(自主、自律)的个人。这个观念源於康德的道德哲学,战前第一代台湾民族运动者透过日本大正期的新康德主义哲学(人格主义和文化主义)吸收了这个观念,成为反殖民运动(自觉或不自觉)的哲学基础。蒋渭水反覆致意的「人格」一词,就是日本明治期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对康德哲学用语 Person 的日译语。

 

事实上,和同时期(一次大战後)在全球出现的其他反殖民民族运动一样,日治时期台湾民族运动所追求的「自决」愿景之中,集体自决与个体自决是互为表里的。它的视野融合了威尔逊主义与康德主义两种自决原则,同时追求台湾人的集体与个体,以及政治与道德的自决。

 

哲学上,康德的个人道德自决原则是否可以直接应用在民族自决之上,至今仍有争议,但在政治实践上,两者早已被民族主义者混用并且产生了视野的深刻交融。台湾民族运动游移在政治与道德,群体与个人之间的诉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种视野的交融或许缺乏哲学论理的一贯性(coherence),但却充分表达了民族主义者在实践层次上,对於集体与个体,政治与道德自决的双重渴求。

 

民族主义者不是专业的思考者,而是务实的行动者,然而他们具有想像力的实践行动经过历史积累之後,已经回过头来形塑了哲学。对民族主义有深入反思的几位当代政治哲学家如 Margaret Canovan,David Miller 和 Yael Tamir 等人早已指出集体自决是个体自决的前提:民族自决(以及所创造的民族身分 nationhood)创造个人自决的政治条件(主权或自治权)。用「人格」哲学的语言来说,集体自决透过创造台湾人的政治人格(民族、主权与公民身份),确立了个别台湾人道德人格得以充分发展的制度条件。

 

当代哲学对民族主义的再思考,其实只是印证了 Hannah Arendt 半世纪前思考犹太人命运时,以共和主义语言道出的洞见:丧失了公民资格,也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但公民身份又必须附着於群体的主权地位之上;一个自我决定的群体,才能培育自我决定的个人。

 

让我们回到台湾民族运动的新康德主义理想。在这批素人哲学家的愿景之中,创造台湾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人格是运动的目标,「文化」则是「引导」处於蒙昧与殖民宰制下的台湾人「向上」,以达成此一目标最重要的手段。此处的「文化」,指的是现代主体价值的启蒙、教育与教养。但文化同时也被理解为人格完成的结果,也就是做为道德主体的人自由创造、自由发展的一切成果总和。

 

换句话说,民族运动经由文化启蒙民众,而受启蒙的民众则创造出属於民族自身的文化。在此过程中,个人与民族主体相互建构,共同形成。因此,民族运动必然既是政治运动,也是文化运动。这个源於日本新康德主义所提倡的「文化主义」的政治观,就是文化协会成立之初的论述基础。

 

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回理事会(1926)(Source:Wikimedia)

在这个文化主义政治观的指导下,日治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从创立初期,就分为两个战线,彼此密切关联,相互支援:文化战线(台湾青年杂志、文化协会)与政治战线(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运动者们分从政治与文化角度,追求台湾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人格。所谓「文协百年」,不只是文协创立百年纪念而已,而是台湾民族主义诞生百年,也就是台湾人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成就自身的人格,追求能「活得像一个人」而奋斗的一百周年。

 

前往东京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与台湾留学生合影(1924)(Source:Wikimedia)

 

二、路的分歧

然而所谓「成为一个人」,终究不会只是一个哲学命题与愿景,而必须是一个具有明确经验内涵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画 (project)。那麽具体而言,使台湾人成为人,成为道德与政治的主体,到底意味着我们必须达成什麽现实条件?使台湾人得以脱离蒙昧与奴隶状态,成为一个人的「人间的条件」是什麽?

 

如同前述,哲学家已经为我们提示了成为人的政治条件,也就是使我们不受外部宰制,得以自我决定的主权 / 自治权与公民权,以及文化条件,也就是获得启蒙,不受无知宰制。除此之外,在现代情境下要活得像一个人,至少还需要社会的条件,也就是不受各种身份制(封建、人种、性别、族群等身份等级体制)的宰制,以及经济的条件,也就是不受金钱(资本)宰制。

 

蒋渭水在 1927 年文协分裂之後所成立的解放协会(台湾民众党的前身)的纲领,清楚地总结了台湾人「人间的条件」的内涵:

 

「期待实现台湾人全体政治、经济与社会解放。」

然而这个「民族解放 / 人格完成」的计画之中包含了多重目标,因此不可避免会衍生出不同思路和实践路线:哪个目标优先?怎麽做?谁来主导?日治时期台湾民族运动在初期建立了「台湾主体」的民族共识,但在运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化出左、右两个大方向。一般而言,左翼重视平等,主张下层阶级主导运动,右翼则重视自由,主张资产阶级的领导。

 

二次战後在剧烈变化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条件下(强制性领土转移、中国内战与冷战),台湾人追求解放的运动在左右之外,又多出了「统独」分歧的向度,特别是战後左翼运动几乎全面倒向中共,不只使台湾人运动的民族共识随之崩解,连整个战前运动对台湾人「人格」与道德主体性所发展出来的一点谦逊想像,也几乎完全被来自大陆的新宗主国那个巨大、陌生、愤怒而暴烈的民族主体所吞噬。

 

延伸阅读:理想主义的燃烧──日本时代的「台湾青年」如何反抗统治者?

三、人迹罕至之处

台湾战前、战後的左翼运动反映了时代与台湾边陲性的特徵,高度附庸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核心地区 (苏联、日本、中国) ,因此不只运动自主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他力本愿」(期待外力来解放台湾) 色彩极强。战前的台共 (从属日共──第三国际)、战後初期的台共 (投靠中共),以及更後期的统一左派皆是如此。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质虽然较为自主,但除了在文学、演剧领域之外,影响力甚为薄弱。

 

尽管如此,百年台湾史上还是出现了少数坚持自主思考,试图突破台湾的边陲与从属宿命的左翼运动者,例如战前的连温卿,以及战後的史明。他们两人都算是台湾左翼传统中的非主流与异端,但他们依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人类、民族与阶级之间──连温卿

在台湾左翼传统中,连温卿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只有公学校毕业,却自力钻研世界语与社会科学,成为台湾最初的世界语主义者,创办了本土世界语杂志《绿荫》(La Verda Ombro),在世界语圈享有国际性声望。他信仰世界语的无国界「人类人主义」(Homaranismo),但他也参与创立台湾文化协会,支持台湾民族自决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初期台湾民族主义统一战线的要角。

 

连温卿(1894-1957)(Source:Wikimedia)

他不只是第一代的台湾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台湾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台湾初期社会主义时期(1928-29 年台共返台主导社运前的左翼运动)的左翼思想和运动领航人。让这幅图像更复杂的是,他虽然是台湾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拒绝接受第三国际和共产党领导(一九二〇年代以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主流),坚持走一条非共的本土自主左翼路线。

 

他在二〇年代台湾新兴的左翼「无产青年」群中享有威望,曾协助他们全岛串连组织化,最终带领无产青年群夺取文协领导权。掌握新文协後,他引进山川均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路线,促使文协议决支持劳农党,寄望利用日本普选实施以後打开的政治空间,发展合法的左翼运动。这条路线主导了新文协初期(1927-28 年)的发展方向。在这段期间,他甚至两度筹组左翼的台湾总工会,与蒋渭水民众党的右翼台湾工友总联盟分庭抗礼,在台湾社运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曾经如此不可一世的左翼先驱,却在 1929 年台共开始积极渗透台湾社运後,被迅速边缘化,最终甚至被他亲手打造的新文协除名,被迫完全退出运动。失去了社运战场之後,他转移到文化与思想战场,参与民俗学运动,继续发展其独自的本土左翼理论,撰写台湾民族发展史与政治运动史,成为台湾本土左翼史观开创者。

 

延伸阅读:战後台湾左翼份子在进入中国前夕,是如何想像他们的「新台湾」?

连温卿特异的生命轨迹,反映了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台湾民族运动的特徵:(1)人类、民族与阶级解放三重视野的交缠并存,以及(2)本土左翼运动从初期自主运动向第三国际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渡过程中的摸索、挣扎与冲突。他是世界人、民族主义者,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信徒。他是台湾左翼的开创者,远在台共返台之前数年即已开始耕耘本土社运战场,并试图形塑一条属於台湾的自主本土左翼路线,然而最终他却败给了後来而且外来的共产国际路线。

 

这是一个深深卷入历史之中的行动者与思考者,然而驱动他那极具历史特殊性的行动与思考的,依然是「如何成为一个人」的普遍问题,也就是促使他投入运动的初心。我们可以从他的行动与思考轨迹中,归纳、推演出以下四点关於「人」的思考:

 

  1. 世界人的理想:根本上,连温卿认为人是普遍性的存在,人类一家,无分民族与国家界线。这是一种非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理想,受到世界语主义的启发。连温卿早年因同化会运动失败与西来庵事件的镇压,对政治失望,於是加入儿玉四郎的世界语协会,试图在语言领域内寻找无民族差别的普遍平等世界,终於成为坚定的世界语主义者。

    1919 年他进一步创办台湾本土的世界语杂志《绿荫》,与世界各国两百多份同仁杂志交换,透过世界语运动网络,成功地把孤岛台湾连结到世界,找到了民族主义之外的另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可谓台湾「早期全球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在 1920 年 9 月号的《绿荫》转载了世界语之父 Zamenhof 的《人类人主义宣言》(El Deklaratio Pri Homaranismo de Dro. L.L. Zamenhof),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世界主义信念。

  2. 人的政治条件:连温卿虽怀抱人类一家理想,但同时也承认在现阶段的历史现实中,对於被殖民压迫的弱小者而言,「民族」作为反殖民、反帝的历史主体,以及民族独立作为阶段性目标的正当性。他在 1921 年参与创立文化协会并担任理事,也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在 21 年 8 月号的《绿荫》刊登了请愿书的世界语版〈Petoskribo Pri Organizo de Formosa Parlamento〉,表明了他的民族主义立场。
  3. 人的社会条件:尽管承认民族运动的正当性,连温卿主张民族运动不应止於追求政治独立,而应以消灭阶级压迫作为最终目标。连温卿在 1921 年参与创立文化协会的同时,也经由山口小静接受了山川均的劳农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第一个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他与蒋渭水、谢文达等人在 1923 年共创社会问题研究会,指出了殖民统治除了民族压迫外,也存在着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首度公开表述了民族运动内的左翼路线。 
    连温卿於昭和二年(1928) 1 月 2 日投书於台湾民报的〈过去台湾之社会运动〉(Source:Wikimedia)

    不过连温卿的左翼思想也有其本土根源:早在一九一〇年代,他就注意到万华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奢华与贫困型态。他对贫困问题的社会观察,可说是台湾思想史上的「社会的发现」,此後他终身注意资本主义制度缺陷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贫穷、娼妓、不良青少年等,可谓现代化前期的台湾最锐利的社会观察家。

  4. 人的历史性:无论人类、民族与阶级的解放,都受到历史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受到山川均的启发,连温卿观察到一九二〇年代後半以後台湾资本主义对日本资本主义的依赖日重,导致台湾资产阶级与其透过民族运动所创造的「台湾民族」的脆弱性。他认为台湾资产阶级虽一度发展出民族主义,但随即被扩张的日本资本主义吸收、同化,而刚从民族运动中被召唤现身、尚未完成的「台湾民族」,也因而面临解消的危机。

革命的人文主义者──史明

1918 年出生的史明是连温卿下一世代的人物。他未及参与战前民族运动,成年後活跃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之中,但在某个意义上他一生的革命实践却接续、复苏、扩大了连温卿在战前开创,但却被中断的自主本土左翼传统。

 

1937年就读早稻田大学的史明(1918-2019)(Source:Wikimedia)

史明的父亲林济川与连温卿同辈,两人同为文协创始会员。史明虽未参与文协,但童年亲睹父执辈在二〇年代後期文协演讲的经验,成为他初期政治社会化的来源。他的民族运动传承,重点在反日民族意识的薰陶,而非阶级意识的启发,因为士林施家为富裕地主家族,而林济川素与陈逢源交善,属文协右翼,更在二〇年代中期即转向日资会社,完全脱离了民族运动。

 

史明童年时期对士林庶民民俗生活的浓密记忆,以及他聆听祖母口述传承的生动的移民开拓史,成为他台湾民族意识的源头,而其中关於大量「庶民」「大众」生活的记忆,则成为他日後重视「劳苦大众」之左翼意识的源头。

 

换言之,文协第二代的背景是史明反日反殖民意识的源头,而他在回忆录中所称的「士林岁时记」记忆,则同时成为他民族与阶级意识的根源。整体而言,他的左翼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在少年期已有萌芽。

 

这是一种原型的(prototypical) 左翼民族主义,而早稻田六年(高等学院三年、政经学部三年,1937-42 年) 的日本战前菁英教育,则赋予了这个原型认同以较明确的理论形式。史明在早稻田从预科到本科所受的教育内涵,是相当典型的昭和教养主义。所谓昭和教养主义,是前一个世代的大正教养主义在昭和期的发展与变形,它融合了:(1)教养主义(康德式人文主义)和(2)社会科学,尤其是昭和前期盛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由昭和教养主义的完整薰陶,史明一方面直接继承了父执辈文协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人格」哲学,另一方面也接上了连温卿起头的左翼思想。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主张革命的目的在解放人受的束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让人得以恢复人性。这个思想让史明少年期的原型民族主义得到最初的理论表现: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台湾民族主义。

 

延伸阅读:追求理想不回头:史明欧吉桑的革命人生

然而早稻田六年的影响不只是思想的,也是政治的,因为他在政经学部参与地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时,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而这个遇合将他的革命实践引向中国。在 1940 年前期日本与台湾的高压政治情境中,他兴起了藉由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以达成反帝目标的念头。

 

然而史明的中国革命体验是极度──几乎是致命地──负面的。他在 1942 年抵达中国,这是毛泽东夺取中共党权,「红太阳」昇起的时刻,怀抱革命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史明亲身经历、目睹了中国革命的种种黑暗面,如毛泽东崇拜与党内独裁、内战期华北土改的血腥暴力,以及对台湾人进行监视控制、族群分化等。这些经验让他感到中国革命不仅没有解放人性,反而是反人性的,是人性的异化。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并未解放人性,而是促使了人性的异化。图为 1946 年中国土改对地主的批斗(Source:Wikimedia)

最终他对中共彻底幻灭,并且得到这个结论:中国革命只是中国帝王思想加上史达林主义,不仅不是真正的革命,而且是对革命的背叛。他觉悟到,要解放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让台湾人过的像人,回复台湾人的人格和人性,必须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另外寻找「不同的革命」。

 

史明离开中国,回到台湾,又从台湾辗转流亡日本後的发展,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第一,後二二八时期海外台湾人运动分化为反共反中的右翼台独运动,和一面倒向中共的新旧台共,史明却独自在日本开创出一个他自己的「不同的革命」──「反中左翼」的自主台独路线,使台湾人的解放运动既不倒向中共,又能突破冷战造成的右翼保守同盟制约,与全球新左翼和第三世界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自主的连结。

 

第二,史明虽是战後台独左翼先驱,但他反对左派常见的宗派主义,力主依据现实条件,共组台湾人各派的民族统一阵线。

 

第三,史明遵从左翼精神,重视理论与知识,但反对移植理论与教条主义,倾全力进行台湾的实证研究,以发展原创的本土理论,而最重要成果就是《台湾人四百年史》。这本台湾最初的民族史,日後将重构两、三代台湾人的历史意识,成为今日新台湾民族认同形成的思想基础。

 

现在让我们来整理史明的「人」观。第一,在道德上,做为康德所说的自决、自律的主体,人首先是普遍、平等、无分国界的世界人。第二,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必然也是特殊民族──社群 / 共同体的一员。

 

史明的这个思考,具有鲜明的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色彩,而其源头则是他幼少期的原型民族体验,也就是他对士林地区庶民民俗的浓密记忆。(这点似乎和连温卿颇有类似之处。连曾自述对台湾民俗非常感兴趣,四〇年代初期曾参与与士林地方关系密切的《民俗台湾》运动,还曾运用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尝试为台湾民俗共同体──台湾民族──书写一篇唯物史观的发展史。)

 

终其一生,史明欧吉桑都带着我们走在台湾民族主义的路上(Source:Siegfy / CC BY-SA 2.0)

上述第一、二点陈述的是人的本然状态,但是作为昭和期的马克主义人文主义者,史明的「人」观还包含第三个部分:现代社会体制(资本主义)扭曲、异化人性,使人沦落於普遍的不平等状态。这并非人的本然状态,而是步入社会生活之後形成的历史处境。如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所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那麽,成为──或者还原──「道德的、普遍的人,以及历史的、共同体一员的特殊的人」,需要什麽条件?这里,开创了战後台独左翼的史明,又回到连温卿提出的左翼原点:(1)政治──民族自决、(2)社会──阶级解放,与(3)历史的条件。经过了战後二十年的历史曲折,史明重新接上了战前本土左翼的传统,只是一九六〇年代的历史条件,正在酝酿连温卿在一九二〇年代所不敢想像的,台湾人解放的全新脉络。

 

最後必须补充一点:热爱知识,诲人不倦,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堂课还在向台湾大众讲解西洋哲学史与社会史的史明,事实上以他的生命为我们提示了「成为一个人」另一个未言明的条件,也就是理性 / 知识。依存於历史、共同体的特殊的人同时也是理性、反思的主体,因此他与共同体的理想关系(个体与群体的相互形成,共同解放)不能只凭情感,而必须经由持续的理性反思与自我批判才能完成。用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台湾人只会讲对台湾的感情,但革命需要知识和理论啦!

四、成为一个人

一百年前,台湾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台湾人虽分润了日本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但被剥夺了自身的目的(purpose)与自我决定权,成为实现宗主国目的而存在的工具与客体,陷入道德上的被宰制状态,於是台湾人决定奋起,试图摆脱此种被宰制的状态,追求成为自决、自律、以自身为目的主体──他们决定台湾人要成为人,要活得像一个人。

 

一百年後,台湾已经挣脱日本与中国国民党的连续殖民统治,建构了一个实质独立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虽小,但对外享有主权,不受外部宰制;在主权保护下,个别的台湾人享有诸种公民权利,以公民身分参与政治,同时与所有其他台湾人共同决定国家的存在目的与发展方向。

 

台湾人在主权身分的保护下,建构并巩固了政治的民主,并且持续朝向社会民主与多元民主的方向迈进,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存在目的,他们不再为他人而存在,他们自身即是目的,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为自己的人格创造了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条件。

 

如今,台湾人终於初步实现了做一个自决的政治与道德主体的梦想。这不是命定的终局,而是经历众多迂回曲折的历史机遇(fortuna),以及无数个人奋斗牺牲之後的结果。一开始,他们的面前没有路,然而他们还是往前跨出一步,走得多了,走得久了,路就出来了。

 

这篇文章谈的连温卿和史明,是这段历程中的先後两个行走者,他们选择独自行走,走在边缘,走在人迹罕至之处,但是他们的足迹终於和所有其他人的足迹交错重叠,最後一起走出了一条台湾的路。

 

然而我们必须记得连温卿和史明都怀抱鲜明的历史意识,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性。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性是甚麽?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把一条路径走出来了而已,而路的前方依然险阻重重:冷战下的美国霸权创造了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台湾新国家,冷战的终结促使台湾开始民主化与本土化,但同一时间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又导致台湾资本被中国吸收,情形──如连温卿笔下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逐渐被日本资本主义吸收的台湾。

 

2019 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武汉肺炎危机,加速了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再编成(新冷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有利条件,把台湾的国家形成推向最终的,但也是最不确定、最危险的阶段。

 

这是台湾人历经百年奋斗所获得的人格是否得以永续,是否得以深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回想连温卿和史明的台湾自主左翼传统所提示的,切切实实的历史教训:不依靠霸权,不追求他力本愿,不迷信教条,由下而上,开创自主、本土的理论、运动,以及重返世界的路。

 

我们不会不懂得这些教训的,因为我们以多年艰难的民主实践创造了使小国跃升为地缘政治主体的条件──政治正当性,而我们的民主所孕生的自主公民社会,至今也已经数度成功阻挡了大国菁英与本土买办谋划的地缘政治交易。想要继续活得像一个人,想要活得更像一个人,想要继续做自己的主人,想要做更自主的人,拒绝为奴,决不愿被极权帝国黑洞吞噬的决心──这一切源於我们体内的道德本能与历史积累的,朝向自由的意志,无意之间引领我们接上了前辈走出的路,并且引领我们在这条路上持续前行。(2021 / 8 / 16 晨,草山)

 

延伸阅读:台湾.民族.主义:史明欧吉桑的革命人生

❐ 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
#故事ê文协百年档案夹 📁

 

去年疫情爆发以後,我们才发现,小小的台湾也能和世界共存共荣,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和百年前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初衷不谋而合。这个月,故事将带你一起认识那个热血澎湃,启蒙台湾人的 1920 年代。

本文出自《挂号10×10:文协百年纪念特刊》购买本书2021 年是文协百年,本期《挂号》以「文协百年专刊」方式制作,透过 10 篇台湾 1920 年前後的日记文本解读作为引言,并以 10 个多元面向的议题作为深入阅读素材,呈现出 1920 年代的文化运动到 2021 年的新文化运动的演进与同异。本书共以文化协会的影响为核心,拓展至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进而探讨历史、时代与人的连结、对话,作为 2021 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於文协百年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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